當代國人難走出政治迫害的怪圈
《明鏡月刊》馮勝平
三种對文革的解釋
只有當毛澤東靜靜地躺在水晶棺裡，而“四人幫”也成爲階下囚的今天，人們才有可能來客觀地研討文革。一个持續了十年的黑暗時代，文革像漫漫長夜，在這夜中，八億中國人向地獄進行了一次長征。如果不是因爲“偉大舵手”的突然死亡，我们也許已经到達了那裡。今天，一些人聲稱參加文革是受到脅迫，另一些人則說自己被欺騙。所有中國人都詛咒文革，訴説自己在文革中的悲慘遭遇。然而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人人都只是被迫害，受冤屈，那麽到底是誰迫害、冤屈了他們？
一、三种對文革的解釋
大多數中國人相信，毛澤東本人，林彪與“四人幫”（利用或被毛利用）是這場災難的根源。儘管毛澤東，林彪以及“四人幫”沒有亲手殺死過一個人——文革使二千萬人喪生，一億人受迫害——人們仍認爲文革的賬應全部記在他們頭上。西蒙·李寫道：“文革與文化無關，更非一場革命。它不過是一小撮人在虛構的群衆運動的煙幕背後進行的一場上层權力鬥爭”。這裡我們又一次看到好人與壞人鬥爭的老故事，它不禁使人想起索爾仁尼琴為蘇聯描繪的一幅簡單雙色圖：圖的一邊是邪惡的蘇共領導人，另一邊是被迫害的无辜聖潔的俄國老百姓。
另一些人走得更遠。他們認爲，不是個人，而是制度應為文革負責。在他們看來，文革不過是斯大林主義在中國的翻版。命運早已注定，歷史在劫難逃。萬惡之源是中國的一黨專政。這種解釋雖不無道理，但仍忽略了一個事實：共產黨本身及其控制下的公檢法機構在文革中亦被摧毀。此外，把文革歸咎于共產制度並沒有説明中國爲什麽獲得了這樣一个制度，更不能解釋誰在文革中支持了這個制度。一個政權要濫用權力，首先必須獲取這種權利。沒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一個政權都難以產生，更談不到濫用權力了。
最後還有極少數的人相信，整個民族對文革負有責任。八億中國人無論老幼，包括那些死去的人們，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過文革。根據這種解釋，人們參加文革不是被脅迫，而是出於自願。那些經歷過文革的人一定還記得它曾經是一場多麽深得人心的運動。的確，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文革是瘋狂的舉動。然而在當時它卻是完全理性、正常的。爲了清除“階級敵人”，捍衛中華土地的純潔，中學女生用鉛筆刀將教師淩遲；子女檢舉父母；朋友兄弟相殘。毫無疑問，持這種觀點的人總結道：文革唤起了中國人民心中最深層的願望，而這正是文革發生的真正根源。
以上三种對文革的解釋中，第三种最接近事實，但卻最少受到注意。它並不否認前兩种解釋，而只是比它們更進一步，強調指出了它們的疏忽之處或有意隱藏的地方。這一種解釋不僅揭示了文革的深層原因，更促使中國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作爲。事實上，許多文革的受害者也曾迫害過別人。那些被紅衛兵運動衝擊的最厲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在以前歷次運動中整人最厲害的人。劉少奇、鄧小平、周揚、彭真等人的經歷，皆是例證。這種相互迫害的現象在知識分子中亦不例外。巴金現在就為他曾在胡風、葉以群遭迫害時落井下石深感懺悔。另一個例子是吳晗，他是文革的第一個犧牲品。然而正是這個吳晗，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對張伯鈞、羅隆基無限上綱，羅織罪名，橫加迫害。1966年，姚文元請君入甕，以同樣的方式打倒了吳晗。十年后的1976年，姚文元本人亦自食其果，成爲文革的最後一個祭品。魯迅曾悲憤地写道：“我們十分引以自豪的中華文明不過是為富人與強者設下的人肉宴席，中國則是準備這一宴席的廚房”。在這個宴席上，那些被吃的曾經也吃過人，那些吃人的也將被人吃。不幸的是，這幅人吃人的圖畫在文革中又再一次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二、什麽是文革？
對不同的人來説，文革有不同的意義。對林彪、“四人幫”之流，文革是一場權力鬥爭；對“黑五類”而言，它是一場生存鬥爭；對大多數紅衛兵，它是一場理想主義的鬥爭；而對極少數人，它則是一場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的鬥爭。事實上，許多相互衝突的團體都曾支持過文革，直到其本身成爲文革的目標爲止。自己被踐踏卻又踐踏別人，人們在文革中像木材一樣相互燃燒。從這一角度看，文革既不像許多中國人今天認爲的那樣是一場由毛澤東和他的僕從設計的大陰謀，也不像一些西方人士所說得那樣是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的悲劇表現，更不像李一哲在他的《論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文中所堅持的那樣是一場全民的民主大演習。文革實際上是以上各種説法的综和，它是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為不同的目標進行的一系列不同的鬥爭。
因此，什麽是文革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於有誰來定義它，以及問題所涉及的具體的歷史時期。嚴格地說，沒有一個確定的文革，而是有許多不同的文革。基於這種理論，我完全願意接受各種關於文革的不同的定義和解釋。唯一我不能接受的是對文革的一元化解釋。如果誰堅持說只有他對文革的定義才正確，它無疑是錯了。如果什麽人聲稱他對文革無所不知，非常可能，此君對文革是一無所知。
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開進曲阜。
三、群衆專政——世界上存在著三种暴君
在文革的諸多特徵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的多義性，亦非它吞噬生命的能量，而是它迫害無辜的獨特方式。在文革中，政治迫害成了一種精巧的藝術。隨著群衆專政代替國家警察，“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任何忠實的公民，只要他還有“道德”和“良知”，都必須成爲政府的鷹犬。這是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鄰居鬥爭鄰居，妻子揭發丈夫，朋友出賣朋友，子女檢舉父母。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的道德曾如此淪喪，人類的尊嚴從未遭到如此的踐踏。然而最具諷刺的事，中國人從未如此自豪過，他們從未像在文革中那樣確信，人間天堂已在中國實現。
借用一下奧斯卡·瓦爾德的比喻：這個世界上存在著三种暴君，他們分別對人的肉體、靈魂以及靈肉兩者進行統治。第一個暴君的名字叫“君主”，第二個是“教皇”，第三個則被稱爲“人民”。三者之中，最後一個暴君最爲殘酷，也最不可抗拒。君主的暴虐可以隨著他的死亡而終止；教皇的權威，取決於人們對他的信仰程度；人民暴政則從定義來説就是不可戰勝的。以人民的權力為基礎的暴政，只有隨著人民本身的毀滅而毀滅。
文革的群衆專政，無疑是第三种暴政在歷史上的最高表現。的確，只是在中國各社會階層——知識分子、幹部、學生、工人、軍人和農民——都被運動耗竭之後，文革的暴政才終止。作爲人民權利真實和終極的表現，文革並非與毛澤東的生命一起結束。早在毛澤東逝世之前，它就失去了動力。如果說，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代表文革的頂峰，1976年的“四五”運動則是它的谷底。其間的轉折點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它敲響了文革的喪鐘。（未完待續。《明鏡月刊》第19期）
